明代晚期思想家李贽的《焚书》中有一篇《定林庵记》，写的不是南京定林庵的建筑、风景等，而是定林这个人的经历。李贽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感慨：“呜呼！道不虚谈，学务实效，则此定林庵真不虚矣。”定林身份低微，在一个叫周生的人家做仆役，但矢志向学，周生学习不努力，反倒是定林利用给老师端茶送水的机会，“时时窃 听，或独立檐端，或拱身柱侧，不欹不倚，不退不倦，卒致斯道”，最终学有所成。李贽褒扬身份低微的定林，努力求学，以圣人之道自期自勉，讲述为学立业务求实效的道理。

清代理学家李颙的《二曲集》中，也有“道不虚谈，学贵实效”之语，并且认为求学之人，如果不能用自己的所学“开物成务，康济时艰”，就丧失了求学的意义。

不论是明代李贽所言，还是清代李颙之语，说的都是道理不能空谈，求学不能止于书面，而要用于实践，落实到生活中，落实到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上。

北宋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六月，苏轼送长子苏迈去饶州德兴任职的路上，经过了湖口，这里有一座石钟山，北魏的郦道元和唐代的李渤对于石钟山的命名各有说法。但苏轼对两人说法都有所质疑，为了弄清石钟山得名的原因，他与苏迈夜访石钟山，实地调查了一番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在苏轼撰写的《石钟山记》中，他直言“事不目见耳闻，而臆断其有无，可乎？”有的士大夫想知道其得名的原因，却始终不肯走出书斋，去现场看一看，所以只好因循前人的说法，这不是治学的态度。

苏轼在为官上，更为讲求实地踏访，了解社情民意，了解一项政策适不适合在当地推开。元祐六年（1091年），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，当时朝廷下令要在当地开一条八丈沟，认为开挖此沟不仅能解决水患，还能灌溉农田。苏轼到任后，了解到当地对于开挖八丈沟有争议，认为此沟一开，毗邻的陈州倒是无水患之忧，但颍州的水患之忧则要加倍。

为了弄清实际情况，苏轼率人亲自踏访，“自蔡口至淮上，计会本州逐县官吏，仔细打量，每二十五步立一竿，每竿用水平量见高下尺寸，凡五千八百一十一竿，然后地面高下，沟身深浅，淮之涨水高低，沟之下口有无壅遏，可得而见也”。经过如此细密的测算后，苏轼向朝廷上《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》，最终朝廷同意不开此沟。读此文，犹如读一篇调查报告，起因、过程、建议俱一一写明，条分缕析，没有坚实的前期工作，是难以写出这样有说服力的文章的。

古人常说学以经世、学以致用，为学的目的是提高自己的修养，以自己的修养、学识解决实际问题，如此才能真正让百姓获得实利。

◎本文原载于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（作者：郝思斯、易舜），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；图片由豆包AI生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