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正三年十一月，年贵妃病情危重之时，雍正皇帝不仅将她晋封为皇贵妃，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： 年氏贵妃性情温柔，举止端正而谨慎。朕在为王之时，她侍奉周到、尽显敬诚；在皇后面前恭谨小心；待下人宽厚平和。朕即位后，她在处理皇考皇妣大事时，俱尽心力，即便负病也坚持行诸礼仪，实可谓能够辅佐内政。

在雍正的眼中，年贵妃不仅性格温和、谦逊谨慎，她对上恭敬，对下宽厚，深谙孝道与礼法，且能够助力朝政。相比之下，《甄嬛传》中那个骄横跋扈、不可一世的年世兰，与历史真实的年贵妃简直天壤之别。 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剧中雍正对年世兰的恩宠往往带有明显目的性，而历史上的年贵妃所受的恩宠，则完全出于皇帝内心的真挚喜爱。从史实来看，雍正对年贵妃的宠爱甚至超过了孝敬宪皇后乌拉那拉氏，并且有确凿证据支持：

首先，年贵妃在世期间掌握了雍正所有子嗣的生育大权，八年间生育四胎；其次，年贵妃所出的次子福惠，是雍正最钟爱的皇子。福惠出生后，并未交由乳母抚养，而是由年贵妃亲自照料；年贵妃病逝后，雍正更是亲自将其带在身边抚养。福惠八岁病逝，雍正皇帝一度心痛不可解，连乾隆皇帝也曾亲口承认：朕弟八阿哥，素为皇考所钟爱。 此外，年贵妃病逝之后，雍正为其举行了极为隆重的丧仪，耗费五日便用了九万七千五百个金银锭，甚至超过了孝敬宪皇后的丧仪规模。 雍正三年九月，年贵妃的兄长年羹尧因朝廷议政大臣提出九十二款大罪，被要求立正典刑。为了避免病中的年贵妃受惊，雍正皇帝一直拖延未作最终判决，直到年贵妃丧仪结束后，才命其在狱中自尽。由此可见，年贵妃在雍正心中所占的地位和受宠程度，非同一般。 那么，年贵妃究竟凭什么，能够赢得这位日夜忧勤、毫无土木声色之娱的雍正皇帝如此深厚的恩宠呢？

首先，年羹尧及年氏家族对年贵妃的积极影响不可小觑。皇四子胤禛最终能在九子夺嫡中胜出，后世学者一致认为，内得力于隆科多，外得力于年羹尧。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，对皇十四子胤禵掌握的西北大军进行有效钳制，极大保证了康雍皇权的平稳交替。年羹尧对胤禛夺嫡的关键作用，自然提升了年氏在皇帝心中的分量和受宠程度。 此外，年氏家族本身底蕴深厚，不容小觑。年氏祖父年仲隆曾在松锦大战中被俘，其族人被编入汉军包衣佐领，成为满人的奴隶，但他通过努力考中进士，摆脱贱籍，开启了家族的腾飞之路。年氏父亲年遐龄官至湖广巡抚；大哥年希尧任内务府总管、左都御史；二哥年羹尧更是嚣张跋扈，官至抚远大将军、封一等公爵，成为雍正的肱股之臣。一个势力强大的外戚家族，无疑为年贵妃在后宫受宠奠定了坚实基础，对于政治势力有限、夺嫡优势不明显的皇四子胤禛而言，更显关键。

然而，强大的母家只是年贵妃受宠的起因，而非根本原因。她真正赢得皇帝青睐的，是自身无可比拟的优点。 官方文献虽未明确记载年贵妃的容貌，但对于清心寡欲，自幼性情不好色欲的雍正皇帝而言，外貌并非关键。雍正评价年贵妃克尽敬慎，不干预朝政，不参与夺嫡，只默默关心丈夫。康熙驾崩、孝恭仁皇后去世时，身怀孕、行动不便的年贵妃从未消极怠工，悉皆尽心，力疾尽礼，实能赞襄内政。她尽心照料丈夫，认真履行孝道，这样的伴侣，几乎是所有类型男人的理想选择，尤其是对以勤先天下、以孝治天下的雍正皇帝来说，更显难能可贵。

雍正登基后，将侧福晋年氏晋封为贵妃，使其成为后宫中仅次于孝敬宪皇后的二把手，同时赞襄处理后宫庶务。年贵妃因而成为《甄嬛传》中年世兰的历史原型：位列贵妃高位，掌握后宫庶务；拥有年羹尧这样的强大靠山；在皇帝精力有限的情况下，她对皇后小心恭谨，对下属宽厚平和，处理后宫事务持躬端肃，有典有则，自然赢得了皇帝的特殊宠爱。 对于像雍正这样将全部精力投入政事的帝王而言，能对年贵妃如此深宠，实属不易。但从年贵妃强大的母家背景、作为贤内助和后宫二把手的杰出表现来看，皇帝对她的恩宠几乎是必然。若放到现代社会，一个拥有强大家族背景，却不骄横、不蛮横，只懂得关心丈夫、认真处理家庭事务的女性，又有哪个不令人倾心？
我们国家的西部地区，自古以来就在历史的长河中处于边缘地带，长久未能实现稳定与有效的统治。无论是汉朝，还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，都未曾放松对这一片疆土的控制。隋唐时期在完成全国统一后，迅速将势力范围延伸至此，显示出中央王朝对于边疆的野心与重视。然而，此后直至清朝前期的几个朝代，对西部的掌控力却逐渐减弱，明朝时期，西域地区甚至出现了亦力把里王朝，虽名义上向明朝朝贡，实际上早已脱离了中央的实质控制。双方虽偶有交战，但整个区域的战争局势相对平稳，这种平衡一直延续到大清初期。

当时的人们对西域这片土地并未抱有特别的兴趣，部分原因在于中央王朝的战略重心主要集中在南方与中原地区。在康熙准备与准噶尔汗国开战之前，清朝对于西北边疆缺乏深入了解与主动控制的意图。大清初期，多以战争与联姻的手段维系周边和平，逐步实现名义上的统治和归属。随后，通过我们熟知的八旗制度，清朝对下属地区进行管理，这不仅巩固了边疆的安全，也强化了中央政权的组织力量。然而，对于西北地区，满清仍持保守策略，对于已收复的蒙古地区，仅采取控制和削弱措施，而非主动打击。 随着中原汉人逐步迁入西北，局势变得更加复杂。各方势力旗鼓相当，竞争激烈，局势紧张。中央政权此时无法分出过多精力应对西北的叛乱，因此该地区长期维持相对平稳的状态。但这种平衡很快被打破，准噶尔汗国的崛起与频繁入侵，让清朝在蒙古的部分领地面临巨大威胁。尽管期间爆发了两场大型战役，但从整体来看，这些战役多属防御性质，对准噶尔汗国并未形成实质性的打击。

然而，准噶尔早已不再是一个局限于地方的小势力。他通过一系列大小战役，几乎占据了西部的绝大部分地区，甚至将部队渗透到青海和西藏，控制了拉萨这一战略重镇。康熙皇帝早已意识到，准噶尔在宏观上形成了对清朝的包围态势，西北疆土面临严重威胁，不仅土地被威胁，当地的贸易通道和技术资源也几乎完全掌握在准噶尔手中。

为了应对威胁，清军联合周边国家和盟友，对准噶尔形成夹击之势，并封锁其外贸渠道，切断其供给来源。这正是大清三代帝王不断在西北增派重兵的原因所在。只有完全控制西域，大部分地区才不会成为准噶尔生存的温床，也为中央开辟更广阔的防御战场，同时保障对外贸易与技术交流的便利与安全。

正是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位帝王的统筹下，经过六十八年的开疆拓土和征战，才奠定了今天西部广袤疆域的法理基础。虽然清朝末期腐败落后，国家屡遭丧权辱国之辱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对于现代中国在国土层面的稳固与完整，清朝的这些历史贡献，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。